内容摘要: 5月19日到5月25日，从丹麦远道而来的85岁老人包爱光（Helga Pallesen），造访了丹东很多地方。她此行要踏寻的人和物，距今已有近一个世纪，只有通过思绪，通过回忆，才能触及到那份久远的真实。也正是通过老人的思绪和回忆，我们得以穿梭于现在和过去，将尘封已久的一个个历史片段串联起来……

▲三育中学旧址今貌。辽东学院先后斥资一百余万元，将其恢复至原貌。

 ▲在辽东学院校史馆，包爱光（右二）及孙女（左二）、外孙女（左一）饶有兴致地观看辽东学院办学历程。

▲包乐深（前排左二）、包珍珠（前排左一）与学生在1937年冬的毕业合影。

　　上身是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短袖，下身着白色休闲裤，一双黑色凉鞋只罩住了小部分脚板。包爱光来丹的这套穿着，和同行的孙女、外孙女一样充满青春的气息。所以，初见面，包爱光总会让人好奇于她的年龄和所表现出的朝气与活力的反差。

　　包爱光是丹麦人，脸庞和手臂上深深的皱纹和凸起的血管表明，她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

　　老人的谈吐比较随意，喜欢丹麦语、英语、汉语和肢体语言混合着用；老人的表情很丰富，思绪变化也很快，在倾听、在思索。高兴、伤感，面部的肌肉和眼圈马上便会表现出来。而一段关于丹东教育事业的历史，以及涉及的丹东植物、特别是可食用植物多样化的历史，就在她的传神叙述中一点点展现开来。

　　辽东学院之肇始

　　有关辽东学院的发展进程，相信多数人只能倒推至2003年4月。当时，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和丹东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了丹东第一所本科高校。而实际上，辽东学院的历史要比这厚重且悠久得多。

　　在辽东学院金山校区的一个半山坡上，有一座三层小楼，红砖蓝瓦，屋顶上突出的一块基督教堂式的小窗，是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 5月23日上午，将这幢小楼里里外外参观了一遍后，包爱光激动地用中文说道：“我真是难以想象，除了栏杆（室内的楼梯扶手），这里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包爱光所说的原来，是指在1912年至1942年间，由丹麦人创办并维持运行的三育中学。包爱光悉知三育中学当时的模样，是因为她出生于此，并在这里生活了19年，她的父亲将毕生心血都倾注于这所学校。

　　时间回溯到1906年，一位名叫于承恩（Johannes Vyff） 的丹麦人踏上了安东（今丹东，下同）的土地。这位丹麦牧师、教育家、园艺师、医生在落脚劈柴沟（今金山镇一带）的当年，就筹资创办了安东地区的第一所小学——三育小学。

　　6年后，眼见读完小学的孩子们再无学可上，于承恩又远赴海外筹资，于1912年创建了安东地区的第一所中学——三育中学，自己任第一任校长。至1919年，三育中学被丹麦传教社董事会接收，从一座私塾变成了教会的公办学校。名为包乐深的丹麦人（Anders Aagaard Poulsen）成为三育中学的第二任校长。1927年，一个丹麦女婴在三育中学出生，她是包乐深的女儿，也就是85年后来丹踏寻父母身影的包爱光。

　　1942年，运行了30年的三育中学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被迫关闭。直到1948年12月，中国人在三育中学旧址，按照丹麦人留下的办学理念，创建了安东农业专科学校。在此基础上，从1949年3月到1958年9月，丹东大地上陆续出现了安东省师范学校、辽宁省财政干部学校、安东丝绸工业学校、安东医学专科学校等一大批参照三育中学办学理念，进行“专业人才培养”的学校。再之后，几经合并更名，终于有了组成辽东学院的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和丹东职业技术学院。

　　“您父亲曾苦心经营的三育中学，是今天辽东学院的历史起点，您父亲和像您父亲一样苦心经营三育中学的丹麦友人，都是辽东学院教职员工的榜样。三育中学的办学历程、办学理念，是你们的精神财富，也是辽东学院的精神财富。”见到包爱光时，辽东学院现任校长郭永新说，直到现在，辽东学院仍在秉承三育中学时期的教育理念——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丹东职业教育之发端

　　在辽东学院参观期间，就三育中学这个校名的含义，包爱光有过一段语言和动作相配合的生动表述。这是父亲包乐深在她面前用到次数最多，也是给她印象最深的一种教育演示。“三育，就是三个方面的教育内容，缺一不可。”包爱光先是用双手食指指了指太阳穴说：“这里，智力和知识。”然后挽起袖管，做出一个展示肱二头肌的动作说：“这里，技能和力量。”紧接着又单手抚在心口说：“这里，精神和信仰。”

　　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当时的三育中学有别于今天的初中，它开设的课程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础教育阶段学业，更多的是园艺、农业生产技术、木工、铁工等技能类课程和博爱、互助、奉献等内容。换言之，三育中学在当时是一所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是掌握了一门甚至是几门农业生产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因为经常接触类似的教育内容，时至今天，在这些课堂情景已远去六十余年后，包爱光仍清楚记得绝大多数农具和园艺设施的中文名字。她可以不假思索地说：“犁杖，用来犁地；锄头，用来除草；剪刀，给树木剪枝；喷壶，给花草浇水。”

　　包爱光回忆说，父亲包乐深是个治学特别严谨的人。生平中，他只有一次打破了“只有智力和知识、技能和力量、精神和信仰全都修到合格水准，才准予学生毕业”这一原则。

　　这一事件发生在1932年。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横行无忌，三育中学内出现了爱国积极分子组织，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在六道口一带散发抵抗日军侵略的传单。对于这些，包乐深的理解是，正义要抵抗非正义，并最终战胜一切非正义，这便是有关精神和信仰的体现。

　　为此，在得知梁汇海等3名学生被日军全城通缉后，包乐深于当晚将他们召集到办公室，以郑重的口吻说道：“今天，在你们尚没有学完所有课程的情况下，我依然要正式宣布你们学满毕业。带着这些钱（包乐深个人出资），去哈尔滨想办法补上你们落下的课程吧！”

　　辽东学院校史馆中珍藏的《安东旧影》局部篇章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三育中学开创了丹东地区职业教育的先河，为丹东乃至东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尚劳动、肯吃苦、懂技术、会管理的农业科学人才。它让更多的人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者，有能力去改变贫困落后的生活面貌。

远洋来丹的新植物

　　包爱光喜欢吃蒲公英的花，特别是黄色的花。参观辽东学院农学院时，她几次随手摘下一朵路旁或苗圃里新开的蒲公英花，很享受地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等到完全咽下去后，她很郑重地问：“你们现在还吃它吗？”

　　蒲公英是丹麦最普遍的花草类植物，因营养价值和药用作用显著，当地人吃了几个世纪。但在于承恩等丹麦人来到前，在丹东同样有着广泛分布的蒲公英，一直未入人口。可以说，丹东人吃蒲公英，是从有三育中学开始的。

　　“最初的时候，安东人没人相信它可以吃，我们就带头吃。等大家都敢吃了以后，我还发现了一个更妙的用处。”包爱光说，将蒲公英的根茎晒干磨碎后泡水喝，效果和咖啡是一样的。

　　于承恩等丹麦人给丹东带来的，还有丹东此前没有的新植物。

　　在辽东学院校史馆里，珍藏着一只经历过远洋邮寄的信封。上面以英文和丹麦文写着寄出地地址：哥本哈根；以中文写着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安东，于牧师。这只信封到达安东的时间是1916年。包爱光透露，这只信封她在父亲的抽屉里见过，当时父亲告诉她，收信人于牧师就是自己的前任，于承恩校长。信封里装的并不是信件，而是丹麦一些植物学校收集到的植物种子。

　　类似的信封，或者说是种子袋，在1912到1942年间，曾相继从丹麦的多个城市邮寄至三育中学，包爱光的父亲也曾收到过。可惜保存下来的，只剩下这一只。包爱光回忆说，因为要经过长途轮渡，之后再陆运转站，这些种子袋在邮寄路上要走几个月甚至半年。很多次，当她和父亲满心欢喜地打开袋子时，里面的种子已经发芽，因为没有生长空间和所需的水分，来安东的途中它们便死掉了。

　　据《丹东地方志·农业志》记载，丹麦人经营三育中学期间，本国亲朋先后给他们邮来了草莓、杏梅、番茄、樱桃（家樱桃）等近十种可食用的植物种子，并相继在学校及周边村镇种植成功。在此之前，整个东北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都未曾发现这些植物类型。

　　永远被尊重的父亲

　　长眠于丹东的母亲

　　此次来丹踏访故地故人，包爱光哭了两次。一次是在辽东学院校史馆见到父亲包乐深的照片被装裱后放在显眼的位置，她一边哭一边说：“感谢你们能这样尊敬我的父亲，也如此地尊敬我。”另一次是在母亲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n）的墓地，她红着眼圈说：“68年了，我终于又坐到了母亲的面前，我能感觉到，母亲抱着我。”随后，老人流下了泪水。

　　包爱光的父亲包乐深于1946年带她从安东返回丹麦，1951年逝世于自己的家乡。包爱光的母亲包珍珠（随包乐深一起来到安东）在1944年因救治病人遭病毒传染，不幸逝世于安东，并一直安葬于守望着三育中学的山坡上。

　　关于这段历史，丹麦著名作家，三育中学第三任校长吴立身（Kaj Olsen）之女吴坤美（Estrid Nielsen），在她1997年对外发表的一篇传记文章中记录：1944年，劈柴沟（今金山镇一带）一位名为陶元勋的村民染上传染性疾病。从丹麦来到安东的医护人员包珍珠，在救治陶元勋的过程中不幸被感染。最终，患者陶元勋被治愈，生命一直延续到92岁，而施救者包珍珠在当年病逝，享年56岁。